“文章合为时而著”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《与元九书》中的一句名言，是他长期生活阅历和饱读书史的心得体会：“自登朝来，年齿渐长，阅事渐多。每与人言，多询时务；每读书史，多求理道。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这也是白居易写诗作文的主张：反对脱离现实生活的“嘲风月，弄花草”，提倡“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”的“比兴”意义，有很强的现实关怀意识。 白居易所讲的虽然主要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，但与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研究也有密切联系，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学术研究与现实社会关系的大问题。长期以来，历史研究领域时不时就会有人说：学术研究要与现实社会保持一定距离。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。毕竟人们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，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、所言所行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现实影响。其实，“与现实保持距离”也是某种“现实”的反映。学术研究是脱离不了社会现实的，此为其一。

其二，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才是上乘的研究，自古如此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，标举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；司马光作《资治通鉴》，直接表明以史为鉴的宗旨。脱离这一点，就不能称之为良史。从近代起直至今日，我们讲爱国主义、研究传统文化等，都是为了现实，也是为了今后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在为现实服务中必然会出现更好的研究成果、更多的上乘之作。这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，即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问题。为现实服务一定程度上就是为现实政治服务，因为政治在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。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是不可避免的，也是必要的。司马迁、司马光的学术都是为政治服务的。在社会变革、社会矛盾突出的历史时期，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问题更为突出。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辛亥革命时期，学术研究是为保皇服务还是为革命服务？在国共两党政治军事斗争激烈时期，学术研究站在哪一边？对于这些问题，学术研究都需要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。这里的关键是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。

其三，研究与现实的关系，有自觉和不自觉两种情况。以我从事道教研究的经历来说，起初是在古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和讨论中接触到“道家”、《老子》《庄子》，进而又在学术研究活动中接触到道教研究的学者，特别是接触到一些道长，与他们交往和讨论，进而做一些研究、写一点文章。这个阶段的研究可以说是不自觉的。随着研究的深入，我逐步认识到宗教信仰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实际，学术研究无法回避；而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，它和许多宗教一样劝人为善，是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。然而，历史上道教兴衰起伏变化不少，如今道教的发展又不尽如人意，自己便很想为道教的发展尽一点微薄之力，所以我的研究就有了一定的自觉性。比如，我在研究道教历史上的改革之余，也研究现在的道教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。这样的研究应该就是自觉地为现实服务了。

当然，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也要讲究度。白居易主张“合时”“合事”，就是主张自觉主动地联系现实、为现实服务，从而对事物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。白居易关心“时”“事”，关心百姓，主张诗文大众化，写诗要做到“妇孺能解”，从而创造了“新乐府体”。然而，学术研究在为现实服务方面也有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。远的不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“批法批儒”以及评价水浒之类的“影射史学”，显然不是我们所主张的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。

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。诗文如此，研究亦然。“时”“事”也就是现实，“研究合为现实而行”。 来自《人民日报》